王宏志|鲍鹏是汉奸吗?一个来自英国“官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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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www.777n.com)

《英国官方鸦片战争史稿》
黄若泽、庄驰原、吴慧敏译
王宏志审订
上海书店出书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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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www.777n.com)


文︱王宏志
(本文来自www.777n.com)

正本,鲍鹏这个名字是不该该留在汗青里的,他只是一个小人物,鸦片战争前一向在广州充当大班和通事,为行商和英国商人做生意和翻译。广州商业体系中有为数不少的大班通事,但好多时候,我们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但鲍鹏却多次显现在其时一些首要官员的奏折以至道光皇帝的上谕里。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把他推到汗青的前台,为钦差大臣琦善的舌人,跟英国人商洽和约,能够说曾经有过几个月弗成一世的威风光景,但最终换来是发判放逐伊犁,遇赦不还。

定海总兵张朝发同英军司令伯麦漫谈




1840年2月1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对华发送宣战照会,正式燃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
(“Viscount Palmerston to 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enclosure in Palmerston to George Elliot and Captain Elliot, 20 February 1840, FO 17/37, pp. 79-82; also i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vol. 16, pp. 12-16; 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vol. 1, pp. 621-626;由英方舌人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翻译之中译本《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定宰相书》[一样称为“巴麦尊照会”]见英国国度档案馆藏英国交际部档案FO 663/46, pp. 135-136;又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3-7页)。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视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连同水师统帅懿律(George Elliot, 1784-1863),率领远征军北上,7 月初敏捷攻下舟山,占领定海。道光慌忙吩咐琦善在天津调解。琦善首先成功说服义律南下,然后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州持续和义律商洽。在最初的阶段,琦善获得道光的信任和支撑,上谕时见鼓励及赞赏之语,但当有新闻传至北京,琦善擅自准许割让香港后,道光盛怒,立时下旨把琦善除名抄家,严峻查办(《著擅与香港处所之琦善即行除名抄家锁拿严讯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天津古籍出书社,1992年,157页)。值得注重的是,时任广东巡抚的怡良,在一份举报琦善的奏折中把鲍鹏点出来,且措词极严峻,要求“即行秘拿”,立时处死:

再臣闻夷人到粤必用汉工资大班。而其于大班者实为汉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为。前此邓廷桢任内奏明遣散之奸夷颠地,有大班鲍聪,系大班中最为可恶之人。因查办严紧,逃往山东,转至直隶,更名鲍鹏。伴同琦善前赴广东,托以心腹,与义律往来议事,情殊诡秘。琦善所称夷言先战后商之说,难保非即系此等汉奸有所窥探而教之使然也。臣谓鲍鹏不诛,夷务必多频频。能否请旨密饬靖逆将军参赞诸臣,确查琦善处若是实有鲍鹏其人,实系大班鲍鹏,即行秘拿,严究交通实情,处死海滨,以杜表里勾通之弊。(录自梁廷柟:《夷氛记闻》第二卷,北平:商务印书馆,1937年,40页)


在这里,怡良首先剖断广东的大班都是汉奸,然后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鲍鹏已跟“奸夷”勾通,是“大班中最为可恶之人”。不外,要秘拿处死这么严重,事实鲍鹏具体犯了什么事?怡良说其时正本已经对他“查办”,但没有解说查办什么罪名;关于协助琦善与义律议事,怡良说“情殊诡秘”,但没有可以解说有什么诡秘的处所,但最后说除去鲍鹏,能够杜绝“表里勾通”。看来,与外夷勾通是最大的罪名。

不外,最早向朝廷举报鲍鹏的并不是怡良,更不是在琦善准许割让香港的新闻传出来后。在琦善初到广东后不久,还没有跟英人正式议和前,便有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参琦善“以懦怯之词轻宣诸口,惑人听闻”,把“蠢尔小夷视为强敌”,更把鲍鹏牵扯在内。他也说到鲍鹏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因为逃避处所官员查拿而远走山东,如今由琦善带回广东,“一经信用,或至顾利忘义,别构事端,思之尤为可虑”
(《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参琦善已被白含章鲍鹏所蒙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729页)。但从他的奏折看,高人鉴的指控其实只是出于推想,是一种提防的立场。

对于鲍鹏一案,清廷极为正视。道光先后发出两次上谕,一是指示山东巡抚托浑布查明“鲍鹏系广东人,因何事至山东,何人留住,琦善何由得知其人”
(《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奏鲍鹏因何事至山东等情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481页),另一上谕更严重,指示要将鲍鹏押解北京,“交刑部,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著参赞大臣杨芳等一力防御并将鲍鹏锁拿解京审处事上谕》,同前,159-160页;《著将琦善鲍鹏解交刑部并派睿亲王等会审事上谕》,同前,455页)。事实上,在刚下旨把琦善除名查办,但还没有正式审讯前,道光早已在琦善上呈的一份奏折中朱批下“汉奸本自不少,又有鲍鹏往来,何信息弗成得也”(《署理两广总督琦善奏报查明香港地势及如今筹备景遇折》,同前,129页),似乎早已确定了鲍鹏就是通番卖国的汉奸。


清宣宗道光皇帝朝服像

关于鲍鹏,梁廷柟的《夷氛闻记》有一段文字综述这名“奸民鲍鹏”的情形:

鲍鹏者,香山人。幼习夷言,投身为颠地幸童。义律已见而轻之,待如仆众,而寄以耳目。烟禁既严,畏廷桢拘惩,则逃之京,依其同乡,因转依南海作令山东之招子庸。适琦善觅通夷语者,鹏由是被荐。琦善喜其与夷狎,较衙门官倍得力也,一切往来文牍口传,皆倚任焉。因而当地景遇定见,悉为所泄。(《夷氛闻记》第二卷,32-33页)


这里除了指称鲍鹏是颠地的“幸童”外──这说法也见于不少其他处所
(例若有介入后期议和的黄恩彤也说过“鲍鹏者,粤之香山人,素与义律狎者也”,《抚远纪略》,收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412页),还作了一个更严峻的指控;“当地景遇定见,悉为所泄”,这就是说鲍鹏为外国人做奸细,泄露机要。不外,尽管梁廷柟和他的《夷氛闻记》一贯都颇受正视和广为征引,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可以供应任何证据,甚或是解说新闻的起原,那么,事实他的指控是否的确?

首先能够看看琦善的注释。在递解北京后,琦善向刑部提了一份供词,外观看来,能够说是非常合理的辩白。首先,他获朝廷委任为钦差,到广州与英国人议和,但言语欠亨,必得要找人翻译,可是,他不想在广东聘用通事,因为害怕广东的通事会从中舞弊。他本来并不熟悉鲍鹏,只是在路过山东时“适闻夷船前在山东,有鲍鹏赴彼传话”,经别人介绍,把鲍鹏招过来做翻译。达到广州后,他才听到鲍鹏本来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要缉捕的罪人,但经查证总督府内的档后,知道只不外因为鲍鹏是大班而被通辑,实则“卷内既无密告之人,亦无指证之案,且其身带职衔,亦未据革退”,也就是说,基本没有成案,所以能够升引他做翻译。最为要害的是琦善强调鲍鹏只负责一样递文传话,“奏折密件,概不令其与闻”。琦善甚至说本身与鲍鹏“本非素识,方且时加提防”,基本没有把他视作心腹,只是因为义律在议和商洽中带有两名通事,本身方面“仅有鲍鹏通晓夷语,不得不令其传话”罢了
(《刑部进呈琦善亲供一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473-474页)。此外,琦善又说本身其实猜忌鲍鹏的能力:“观察鲍鹏仅通夷语,并无能为”,“其人[鲍鹏]仅通夷语,是治于人,而不克治人”,是以,最后“只可令其照文传话罢了”(《刑部进呈琦善又一件亲供》,同前,509页;《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查明上年琦善由山东携鲍鹏同业景遇折》,同前,491页)。换言之,他既没有重用鲍鹏,鲍鹏也基本没有什么“秘要”能够泄露出去。


琦善和义律晤面的营地,E. T. Wigan绘,载约翰·奥克特洛尼(John Ouchterlony)著《中国战争》(The Chinese War),1844年出书。


事实事实是如何的?

我们能够看看由睿亲王会同刑部在查询后向道光呈交的奏折
(有关刑部睿亲王对鲍鹏审讯的申报,见《睿亲王仁寿等奏为会同审拟鲍鹏私充英人大班案由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55-57页),傍边申报甚为详尽,且也应该靠得住,因为那是在对鲍鹏“屡加刑责”后取得的供词。据该奏折说,鲍鹏原籍广东香山县,自幼进修外语,道光九年为一间美国商馆充任大班。道光十六年,鲍鹏一位族叔鲍人馆以鲍汉记名义在澳门申请得派司(据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及粤海关监视常显所奏,大班一贯都须申领派司,最初是由澳门同知所发,后来改为粤海关监视,为进一步监管,他们建议“嗣后夷商大班,应令由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具,始准承充,授与腰牌印照”,“在澳门者由该同知查稽查;如在黄埔,即交番禺县就稽查”,《粤海关志》卷二十八[夷商三],广东人民出书社,2002年,548-549页),在英商颠地馆内任大班,后鲍人馆以病回家,鲍鹏擅自代充,为洋人处理平常起居所需物品,赚取工银,其间曾代其他通事购置鸦片烟土,后遭勒索乞贷,鲍鹏为免受拖累,遂逃至山东,投靠同乡潍县知县招子庸。在知悉未被指控后,他原拟返广州,适值有洋船达到山东,山东巡抚托浑布命鲍鹏前赴打听情形。这时候,琦善刚奉派到广东与洋人议和,即致信任浑布,要求带鲍鹏同业。从这奏折看,琦善所说他征用鲍鹏作通事的过程是真实的。

除此之外,关于鲍鹏是林则徐所“指拿之犯”,刑部审讯的申报查出了鲍鹏被通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族叔曾为林则徐所踩缉究问,在证实无犯案实据而释放后,也要饬拿鲍鹏查证。从这点看,琦善的注释说“卷内既无密告之人,亦无指证之案”也是正确的。关于鲍鹏的罪状,刑部审讯的最后结论是:鲍鹏所犯的“实止私充夷人大班,图赚银钱,并代人买过烟土烟膏,并无尚有造孽别案”,究竟,刑讯的判决是“即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
(《睿亲王仁寿等奏为会同审拟鲍鹏私充英人大班案由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57页;《著将鲍鹏发往伊黎给官兵为奴招子庸除名托浑布议处上谕》,同前,61页;熟悉鲍鹏的一名英国军官宾汉[J. Elliot Bingham],在他有关鸦片战争的回忆记述里记说鲍鹏被凌迟处死,家眷也受连累,J.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London: Henry Colburn, Second Edition, 1843, vol. 1, p. 411)。固然这惩处可说是稍嫌苛严(睿亲王等在奏折强调此次应“从重问拟”,又说“如今查办严紧之际,不便轻纵”),因为若是“照贩烟旧例”,那便“罪止近边放逐”,而“交结外国,互相生意,敲诈财物者”,依例也只是发边远放逐──但也大体照样顺从旧例处理。不外,假如这真的只是一宗通俗的私充大班及生意鸦片,道光皇帝弗成能会亲自下谕指示处理,问题的焦点在于其时正值中英交战,鲍鹏是以译者的成分牵扯在这场战争内,而傍边的要害是事实琦善是否重用鲍鹏,鲍鹏可有没有机会接触主要秘要,转送英国人?


英人所绘第一次鸦片战争场景

正本,鲍鹏能通外语,琦善把他招揽,带同往广东处理议和(除了琦善本身的口供外,托浑布也作了沟通的证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查明上年琦善由山东携鲍鹏同业景遇折》,491页),这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当当的处所,究竟正如琦善本身所注释一般,他“奉派查办夷务,言语欠亨”,要找一名舌人同业是很合理的──他的前任钦差大臣林则徐不也是要从四译馆中带统一名翻译往广州,且在那边自行组织翻译部队吗?所以,即使真的是“琦相一见鲍姓,如获至宝”(《山东省信》,收怡云轩主人:《平夷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374页),也是能够懂得的。不外,琦善辩白说没有重用鲍鹏,则显然是不真实的。

首先,介入琦善与义律晤谈的靖逆将军奕山在密奏中曾诘扬,琦善与义律晤面时,尽管带有“通事蔡懋等四名”同业,却往往只有“鲍鹏一人在舱传话”
(《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覆琦善与义律晤谈等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386页),即使其他同业的巡捕、洋商以至通事等也只留在皮相,对商谈内容毫不知情,但鲍鹏却相否决好多内情都非常清楚,甚至包罗“若何谈论香港之事”,也是“自必深悉”(同前。事实上,在这份奏折里,奕山共三次说到只有鲍鹏一人传话,可见他认为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也可见鲍鹏是获得琦善的重用,甚至是介入秘要要事了。

当然,奕山这份奏折是要参奏琦善,他对琦善的诘扬很或者有偏颇,就是夏燮《中西纪事》所说鲍鹏“迨随相国[琦善]入粤,数与义律往还,所有请给香港退还定海之事,皆鲍鹏居间交游作说客”
(岳麓书社,1988年,87页),也纷歧定公允,因为那是琦善和鲍鹏等科罪后的说法。不外,来自英国人的说法便应该更靠得住了。

鸦片战争竣事后,不少曾经介入战事的英国人在回国后纷纷出书回忆录。如今对照轻易看见的不下十余种(首要经由收集,稀奇是谷歌图书),就笔者所见,只有在宾汉(J. Elliot Bingham)的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显现鲍鹏的名字
(其实,Edward Belcher的回忆录也有提鲍鹏代表琦善与义律交涉,但没有提他的名字,只说有一名早年颠地公司的大班,更没有供应什么与鲍鹏相关的主要数据,见Edward Belcher, 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in Her Majesty’s Ship Sulphur, During the Years 1836-1842. Including Details of the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from De. 1840, to Nov. 184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vol. 2, p. 147)。这部回忆录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生疏,这是因为它早在1950年月经由齐思和翻译出来,以“英军在华作战记”的书名收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内([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寿纪瑜、齐思和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第5-334页)。在回忆录中,宾汉多次说到鲍鹏代表琦善与义律接触,并且更强调说他们与琦善所有的沟通都是经由鲍鹏的(vol. 2, p. 40)。很显着,在英国人眼中,鲍鹏是获得琦善重用,介入秘要的会议,并在商洽过程中饰演主要的脚色。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收录了《英军在华作战记》


不外,既然琦善明确说过不相信广州的通事,而他又必需要找人翻译,那重用鲍鹏便不克算是什么严重的过错。应该强调的是,在琦善未被除名查办前,一向在跟义律商洽时代,他一直地向道光皇帝进奏,报导商洽历程,奏章中都有报告由鲍鹏担当通事之职,从没有隐瞒(《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船自浙回粤如今也许景遇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582-583页;《钦差大臣琦善奏报英人侵迫日紧景遇折》,同前,613-614页;《钦差大臣琦善奏陈英占炮台虎门和省垣现拒守两难折》,同前,747页),更有意思的是在个中一份奏折里,琦善曾清楚说“鲍鹏因能作番语,又向义律密谈”(同前,613页),可是,其时谁也没有感觉这“密谈”有什么不当当的处所,琦善也没有因而受到道光或其他朝臣的指摘或冲击。究竟,即使他不消鲍鹏,但还一般要倚赖其他大班通事,最终也会受到冲击。

但鲍鹏似乎也有小我的问题,他也许切实是很惹人憎恶的。在广州体系里,不少大班通事都跟官员连结精巧的关系,例如上面奕山奏折中提到的通事蔡懋都时常为官员工作,获得信任。但鲍鹏便不是如许,怡良把他描述为“系大班中最为可恶之人”,高人鉴也说在琦善到广东前,鲍鹏“其不安本分,作奸犯科,业已败事于前”。就是宾汉对他的描述也很能见到鲍鹏那种品质卑劣的小丑形象:

有一次他到澳门去,曾去拜望他的旧日主人颠地师长,后往来看他以前的佣工同事。佣工立时就冷笑起他的增高了的身价来了。他跳起来,右臂伸出,拳头紧握,破口说道:“你们认为我是一个小人物吗?你们认为我去买一斤米,一只鸡吗?不是!我是大人物啊!我的手中抓着和平,抓着战争,如果我打开它,那就和平,如果我合上它,必然接触。”(这段译文引自寿纪瑜、齐思和所译《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174页;但其实是完全没法表达原文对鲍鹏广东英语的出色记录及临摹,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vol. 2, pp. 40-41;此外,该书的其他部门也对鲍鹏的外形和行径有所描述,ibid., vol. 1, 248-249)


此外,他又说鲍鹏是“一个最难以忍耐的骗子”
(同前,249页),时常假造故事,榨取金钱(同前, 256-257页)

但无论若何,这也不是足以组成汉奸的罪名。事实上,上文已指出过,经由刑部及一众亲王向相关人士盘问审讯后,始终也查证不出鲍鹏有泄露军事秘要、充任英国人世谍的行为,因为即使其时一路列入商洽的广东千总白含章、守备张殿元、千总葛鸣彪等也证实,尽管琦善与义律晤面切实是由鲍鹏和马儒翰传话,但“伊等在旁侍立,并未刻离”。他们“实未见鲍鹏有何私弊”
(《和硕睿亲王仁寿等奏请释放白含等人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530-531页)。必需强调,同时受审查的琦善其时是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著将琦善斩监候秋后处决事上谕》,同上,614页;不外,琦善最终并没有被处斩,先是发配军台,后又获得赦宥,重委官职,曾任驻藏大臣、热河都统、四川总督及陜甘总督等地位,至1854年病逝),但鲍鹏则只是发判放逐罢了,这足以证实其时的审讯究竟认定鲍鹏并不是奸细,不然他必然会被处死处决的,刑部及各亲王实在没有来由稀奇要袒护或优待鲍鹏。

英人所绘第一次鸦片战争场景

然而,我们今天却找到一条资料,看来能证实鲍鹏其时切实曾经出卖清廷,向英国人供应军事谍报。这资料来自一本由英国陆军部所编写,迄今从没有出书的《英国官方鸦片战争史稿》。




笔者在十多年前起头一项有关翻译在鸦片战争所饰演脚色的研究项目,近年多次到英国国度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UK)查阅英国所藏档案。三年前在档案馆找到一份编号WO 30/146的档案,名字叫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a War, 1840-1842,直译为“官方中国战争史稿(1840-1842)”,但在中文书写的语境下,更合适的译名应该是“英国官方鸦片战争史稿”
(以下简称《史稿》)。就笔者所知,无论中、英语的著作中,都没有见到任何人说起或引用这部一向藏于英国国度档案馆的鸦片战争史稿。

《史稿》以紫色硬皮钉装,全书三百二十七页,个中正文一百九十三页,附录一百三十页,尚有手绘地图十七幅。书稿以打字机打出来,整个结构十分简洁,名副其实的是一份稿件(draft),没有前言或跋文,全书第一页就是很简洁的一句: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a War, 1840-1842,接着就是两页的各章目录及附录目录,然后是泰半页的地图表,下半页及厥后一页是书目,先开列“官方作品及文件”(Official Works and Papers),固然只有六项,但其实每项都是档案性的大型数据,后背其他作品(Miscellaneous Works)十七种,首要是已出书与鸦片战争及中国相关的著作,包罗一些早期的专著、回忆录、期刊等。接着就是正文,分二十四章,附录共七篇,最后就是地图。

因为《史稿》没有供应任何撰写过程的信息,我们没法正确知道成书的日期,也不知作者是谁。笔者曾写信到英国国度档案馆查询,但他们只能让我参考档案馆数据目录,但很可惜档案目录的介绍非常简洁,完全没有直接描述《史稿》配景的资料。我们只能从其他资料去测验商量一下《史稿》发生的配景。

本文作者摄于英国国度档案馆前,2017年8月。在此次查阅中,作者找到了《史稿》。

《史稿》的编号是WO 30/146,解说本来是属于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的。英国陆军部成立于1855年,是由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at-War及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State for War归并而成,最初称为the War Department,1857年改为the War Office
(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259)。顾名思义,陆军部主管的是英国陆军所涉及的战争,跟水师部和空军部结合组成英国的战争部门。陆军部档案不少原藏于国防部藏书楼(Ministry of Defence Library),《英国官方鸦片战争史稿》上便盖有国防部藏书楼的印章。陆军部档案移至国度档案馆后,以WO作为全宗号。凭据英国国度档案馆的介绍,WO全宗下有四百十七个系列,WO 30是“陆军部,前身及相关部门:杂项文件”(War Office, predecessors and associated departments: Miscellaneous Papers),共一百四十七册(volumes),涵盖的年份自1645至1951年,1970年从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转送国度档案馆(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14239)。那么,为什么陆军部档案会有如许的一本《史稿》?笔者相信,这是英国当局在二十世纪初所起头鞭策的编写英国官方史的宏大规划的一部门功效。

“英国当局官方汗青规划”(The UK Government Official History Programme)是在1908年开展的,由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的前身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所新设的“汗青部”(Historical Branch)负责,目的有三个:一是“供应自己就是权势性的汗青”,二是“为汗青学家没有可以在国度档案馆取得所稀有据前作为靠得住的第二手材料”;三是“供应‘经验的贮备’,供当局未来使用”
(Cabinet Office, “The UK Government’s Official Histories Programme,” 27 September 2007,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080205143007/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publicationscheme/published_information/1/officialhistory.aspx)。最初的规划只负责编写“国度的水师及陆军史”,1966年在其时的首相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 Baron Wilson of Rievaulx, 1916-1995)的倡议下,官方史规划包罗和平时期主要汗青时刻和事件。在后期的项目里,从筛选问题、确定作者,以至稿费等都有明确划定(官方史的问题先由官方汗青内阁委员会[Official Cabinet Committee on Official Histories]负责提出,交由首要政党代表构成的枢密院垂问官[Privy Counsellors]确定;确定问题后,相关当局部门介绍在该问题上知名的汗青学者担当作者,并由首相委任;经这正式委任,作者有权查阅任何当局档案内的相关资料,并从内阁办公室收到一笔款子,不外在出书后不克收取稿酬或版税;官方史作者能够凭据有关数据阐述本身的概念,任何未公斥地表的敏感数据必需经由先作优点理才能向出书商递交书稿,同前),且公开出书刊行。如今见到一套在较早期出书的是时常被直接简称为“英国官方史”(British Official History)、在1923至1949年间出书的《基于官方档的大战史》(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by Dir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是英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史,个中包罗陆军卷二十八册、水师卷五册、空军卷六册以及战争医疗史(http://www.greatwar.co.uk/research/books/british-official-history-volumes.htm)。对照稀奇的是《日俄战争(海陆军)官方史》,固然英国没有参战,但帝国国防委员会很快就编写出书这套三卷半的官方史(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 Official History [Naval and Milit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10-1920, 3 vols)。从“英国当局官方汗青规划”的相关描述看来,《史稿》很或者是规划的一部门,但因为某些原因,最终没有正式出书,一向存放在档案馆里。至于编写时间,估量它是规划开展初期个中一种预备的史稿,一来是在陈述体式上与后期正式出书的官方史不完全一般;二来是从参考书目所见,《史稿》开列最晚出书的一本书是1881年出书的《克莱德男爵科林·坎贝尔传》(The Life of Colin Campbell, Lord Clyde, by Lawrence Shadwell,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1)。《史稿》很或者是在“英国当局官方汗青规划”在1908年开展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之间的项目,能够懂得在战争爆发后,更多的时间和精神都放在这场战争中。事实上,《基于官方档的大战史》是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便起头筹备并进行编写工作的,而第一卷更是在战争竣事后只四年摆布便出书。对于其时的英国当局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性,显然远高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稿》在这时候被弃捐一旁,也是很能够懂得的。

回到鲍鹏。在《史稿》里,鲍鹏的名字在两处处所显现,不只充裕解说鲍鹏在鸦片战争琦善与义律商洽过程中所饰演的要脚色,更对鲍鹏出卖清廷的汉奸行为提出了具体的说法。

鲍鹏的名字第一次在《史稿》里显现的是在第十一章,有关《穿鼻草约》的签署。凭据《史稿》的说法,1841年2月11至12日,义律跟琦善商谈完毕后,应许再给时间让琦善拟定合同终稿,而合同的草稿则交由“琦善信任的一位密使保管”,这密使就是鲍鹏。可是,义律一向没有收到鲍鹏的新闻,便在2月19日回到澳门,而鲍鹏也在2月18 日夜里从广州直接赶到澳门。但他并没有带回签好字的正式合同,只是通报了琦善想要再宽限十日的恳求。这段描述充裕解说鲍鹏获得琦善的重用和信任,在商洽中肩负主要的义务。不外,这里的报导算不上什么稀奇珍贵的资料,因为它其实来自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录》。


《穿鼻草约》


鲍鹏的名字第二次在《史稿》里显现已是第二十一章,战事已接近尾声的1842年6月,英军预备作最后大规模冲击,试图一举迫使清廷屈膝,签署和约。正本,鲍鹏案早已在早一年的8月审结,鲍鹏也经发放放逐(《著将鲍鹏发往伊黎给官兵为奴招子庸除名托浑布议处上谕》,同前,61页),为什么《史稿》会提到他?《史稿》的记述是如许的:

【1842年6月1日】计划已久的扬子江战争终于定下方案,目的是一举迫使中国当局彻底屈膝。这一方案最早由鲍鹏向义律提出。此人原是邓特洋行在广州的一个大班。前文提到,1841年2月,琦善曾派他以密使身份与英方商洽。1840年9月,义律上校从白河返程,在登州(Tong Chou)与鲍鹏有过数次攀谈。登州是山东半岛的一座大城市,其时“摩底士底”号时常去登州采买补给。鲍鹏向义律上校提出,北京政府对于远处城市的失守基本不在意,好比广州、舟山;但一旦英军攻击扬子江,割断大运河上粮草进京的生命线,清廷必定立刻准许英方要求。据鲍鹏的说法,这种方案比直接攻击北京加倍有效。(p. 168)


《史稿》这个说法很具震憾性,本来鲍鹏切实是一名通番卖国的汉奸。不外,历久以来,人们的核心都只集中在鲍鹏列入琦善与义律的广州商洽,认为他是在议和的过程中把琦善方面的一些秘要新闻送与英国人,却没有注重早在1840年9月英军南下之前,鲍鹏在山东与义律的接触中已做出通敌的行为,因为就是刑部所开列查审的问题,触及山东部门的也只不外是要琦善注释怎么知道有鲍鹏其人在山东,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广州议和;至于“鲍鹏传与义律系何话语”,审问的重点只是他们达到广州之后的情形,却没有如何注重在山东时鲍鹏跟义律的接触(《刑部等进呈讯问琦善各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458页)

关于鲍鹏与义律在山东的接触,在清廷方面的数据中,时任山东巡抚托浑布的证供可说是最具体的了。道光二十年七月间,英国军船北上,路过山东,托浑布自称曾“带兵亲询登州府督防”,八月二十三日(1840年9月18日),英国战船自天津折回,“托夷船呈递夷书,求买食物”。其时“文武员弁又皆欠亨夷语”,从潍县知县招子庸那边知道自广东到来投靠的同乡鲍鹏“粗晓夷语”,“堪以借作通事”,便派人把鲍鹏带到英军大船,经沟通后知道英国人要求购置食物,并自行给价,但托浑布决意“酌赏牛羊菜疏,不受其值”,英国人也立刻脱离南下(《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查明上年琦善由山东携鲍鹏同业景遇折》,491页)。这申报也粗略是正确的。事实上,关于此次事件,托浑布其时起码两次已经奏报过朝廷,离别报告1840年9月18日鲍鹏到英军舰艇商谈,与义律见过面(《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派人赴英船打听景遇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402页),此外过几天又再奏在赐给食物后,夷人十分感谢,开船离去。托浑布“以押送为由,派水师巡洋武弁带同粗晓夷语之广东人鲍鹏沿途侦察”(《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英船在登州感激恤赏景遇片》,同前,427页)。奏折内容跟后来提与刑部供词是沟通的,足见托浑布并没有在出事后有意隐瞒。但问题是:他基本没法确知鲍鹏与英国人商谈的内容。即以购置食物为例,托浑布没有收取英国人的金钱,认为英国人感谢他的“赐给”,但凭据英国人的说法,鲍鹏与英国人的和谈是鲍鹏在广州收取货款,从中取利(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pp. 256-257)

我们不克说托浑布对鲍鹏没有戒心,因为他在几份奏折中都记下派员伴随鲍鹏一路前去, 并不是让鲍鹏独自行事,并且,就是在宾汉的记述中,与鲍鹏同来的官员也显着是负有监察鲍鹏的义务。不外,宾汉却同时说,“义律进展能与这人[鲍鹏]有一些私下的沟通”,以见面的船舱太狭小为来由,回绝了这些中国官员伴随(同前,251-252页)


英国驻华商务监视义律


为什么义律会要求与鲍鹏零丁讲话?他们的讲话内容是什么?宾汉并没有记下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处颇有意思的记载。在谈到战争和琦善将南下进行商洽时,宾汉说鲍鹏说了如许的话:“能够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事,——必然叫谁人皇帝哭。”(这里用的也是寿纪瑜、齐思和的译文,95页)这不克算是什么秘要,但切实会让人感觉鲍鹏不是在为朝廷办事,看来更站在英国人方面来说话。

那么,《史稿》所说鲍鹏向义律提出攻打长江流域城市的说法又是否靠得住?从后来的汗青成长来说,英军切实最终以攻打南京而迫使清廷准许订定合同条目,签署《南京合同》,竣事战争。当然,如许的汗青究竟不克用来确定鲍鹏有没有向义律献计,做出通番卖国的行为,因为最终批示英军攻击南京的并不是义律,义律早在一年前被调回国,全权代表之职由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接替;此外,英方阵营中也有一些人提出以攻打长江流域为主要计谋,即使《史稿》也以脚注的体式指出:“这一规划实际上最早在1840年2月已有人向英国当局提出。曾介入阿美士德使团的科尔切斯特勋爵(Lord Colchester, Charles Abbot, 1798-1867)在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在从北京返程途中他视察到,如想割断大运河的粮食运输,那么,大运河与扬子江的交汇处是最轻易脱手的位置。”此外,其时为英军出任舌人的德国布道士郭实腊据说也曾经提出直接攻打南京的建议
(Charles Gützlaff, “Remarks upon the Occupation of Nanking,” #8303-105-856, National Army Museum, see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 108)

然而,即使最终攻打南京的决意并不是来自义律,甚至切实与鲍鹏无关,也不克因而确定鲍鹏不是汉奸,没有出卖中国的好处,因为要害在于他曾否在攻打长江流域的问题上向义律供应谍报和建议,若是有的话,鲍鹏就毫无疑问是汉奸,这跟后来什么人接纳什么动作是没有关系的。很感可惜的是:《史稿》没有为这说法供应任何数据源的解说。笔者曾查阅英方有关鸦片战争的首要原始史料,包罗交际部档案,首要是题为“交际部:政治及其他部门:1906年前一样通信”(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and Other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 China)的FO 17档案系列,还有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临时照样找不出其时有关义律与鲍鹏密谈内容的记录。

不外,作为英国“官方”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述,《史稿》有它的权势性,更不要说里面大量的数据和细节,不见于其他的著作。在鲍鹏是否汉奸的问题上,《史稿》无疑供应了新的信息,或许可以澄清我们多年的疑问。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传授

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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