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发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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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金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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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祝淳翔



近日,友人青年谈论家黄德海兄发来微信,咨询金克木在《改文旧话》一文中所提,揭橥于抗战时期香港某刊物的一篇佚文: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传言周作人投敌。我写了一篇小文揭橥,说的是周作人的思惟,意思是,如传言属实,周的思惟中已有根苗。从他的文章看不出几多民族主义,倒能看出不少对日本的情绪。不知怎么,文章写得欠好,惹出一篇指摘,说我是有意为周辩护。正好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惊讶的是文中有不少骂人的话。那文风和几十年今后盛行的大字报雷同。这些话都被编者用红笔涂抹又用墨笔勾去了,不外还看得出来。很显着,编者不赞成我没骂周作人,也不赞成那一位是以便骂我。这位编者久已是文坛上未加冕的“牛耳”。我感觉他之所以成为“牛耳”并非偶然。


因为长年的阻隔,当地学界对香港近现代文学不甚认识,一则卷秩众多的公藏文献,因交流渠道不畅而不易行使;又兼很多文献散落民间,更难获取……既如斯,遑论在此根蒂上开展诸如编制索引、识别笔名、考据史实之类后续工作了。好在自2000年6月起,香港中文大学藏书楼与该校中文系合作,将卢玮銮传授(小思密斯)激昂救助其多年蒐集、整顿的香港文学及文化史料,竖立网上数据库,除根基的检索功能外,并供应部门报纸文艺副刊的全文影像。2001岁首,“香港文学资料库”正式启用,给所有人带来了轻易,标记着香港现代文学研究迈入一个极新的阶段。


打开香港文学资料库,检索作者:金克木,竟一下检出十多篇作品,个中至少有四篇,为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金克木集》失收。(插句题外话,《金克木集》编得确乎急急,连《念书》杂志上的《梵学谈原》,以及散见于《新民晚报》的多篇诗文均未收入)


《围对弈术》,,《星岛日报·星座》第4期,1938年8月4日


《读〈鲁迅全集〉初记》,《星岛日报?星座》第17—19期,1938年8月17—19日


《读史涉笔》,《星岛日报·星座》第443—444期,1939年11月21日、23日


《秘书:地狱变相之一》,《星岛日报·文艺》第40期,1948年8月30日


个中首篇,是借围棋商议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术及中国戎行的应对之法,堪为金氏今后一系列围棋文章(《耳赤之一手》《闲话围棋心》《棋外谈棋》等等)的劈头,读此可知少年苦衷,老而弥坚。


写鲁迅的那篇长近六千字,虽因全集另有八册未出,“只就大体略抒鄙见,算作‘初记’”,但文中对鲁迅思惟的中外两大起原剖析得头头是道,对研究青年金克木的奇特看法,自有不问可知的主要意义。且看这段预言式的感慨,亦可窥豹一斑:


鲁迅的思惟未必有继承者,鲁迅的文章必然无传人,鲁迅的著作将有很多孩子们看不懂,只成为汗青的文献,然而鲁迅的精神愿能亘古常新,直到阿尔志跋绥夫与安特列夫的世界覆灭,武者巷子实笃与爱罗先珂的世界到来时,永远给未老先衰的青年以小心,给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惭。


雷同的,《读史涉笔》也长逾五千字,可谓集中反映了金氏对汗青学的持久存眷与思虑,从中亦不难觑出作者的奇特趣味。如文中有诸如“单以基于今朝需要而先定的结论为立场,向史实中去找证实的材料,却对于史实的认识不特不甚靠得住,并且往往有害”的话,显露作者否决“以论带史”的研究法;进而连系实际,提出当务之急“应有人编一本《通史问题》,不以敷陈事实为主,以各时代之大问题提纲挈领,于研究纲目下胪列事实”,这一提法,与今天所谓“问题导向”的汗青观较为接近吧。


《秘书》是一篇微型小说,截取1937年与1947年两个时间点,描摹一位家住石驸马大街某四合院中的同伙,记录室内陈列的书及与之的对话,暗示此人滞留北平陷落区,抗战胜利后非但毫发无损,还大发其财即将移居美国。妙的是他之前娶了娇妻,同时充任其秘书。之后重逢,女秘书仍在。


尚有《拟寓言诗五章》,原为一整体,却在《金克木集》被一分为三,且错拟了写作时间,故也附带提一下。此篇初见于1941年3月30日《星岛日报·星座》,也为同年11月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编纂刊行的《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转载。


多年后的1996年,金克木“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遂在“孤寂中回忆昔年乐事”,乃将这几首中的一首“打油新诗一字未改”,于《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从新注销,并撰前记曰:


四十年月初期我在印度,忽接刘北汜君来信,说是他在西南联大卒业后到西南某地一家报馆编副刊,要求我紧要支援。我想起学法文时背诵的拉封丹寓言诗,遂戏作拟寓言诗五首寄去。将古诗现代化,并非有意讪笑具体的人和事。仓促曩昔了五十多年,忽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忆及一九四一年郁郁出国,路过昆明,因访沈从文,得识刘北汜,遂去金鸡巷见已在桂林巴金处见过的陈密斯。在金鸡巷的小楼上几位青年“谈笑宴宴”谈今论古,指点山河,无所忌惮,实为生平一乐。转眼半个世纪曩昔,其时集会说笑的男女友人俱已物化,独我尚存。触目旧稿,返念旧情,真成隔世。


按,刘北汜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汗青系,在校时代曾与同窗杜运燮、穆旦、汪曾祺、萧珊(陈蕴珍)等人组织冬青文艺社。1941年6月,经他关联,还在《贵州日报》辟“冬青诗刊”,将影响力辐射至外埠。诗刊由刘北汜主编,每月一期,于次年8月30日出至11期时停刊。1943年,刘大学卒业,留在昆明任中学教师。故1941年刘北汜约稿,尚在肄业时代,应与贵州日报冬青诗刊事相关。同时,刘曾到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则《抗战文艺》后来转载金克木的这五首拟寓言诗,与刘的这一身份不无关系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五首诗当初在港报揭橥时,原题下多出几字:“赠S.S.”。受赠者S.S.是谁呢?则据金木婴密斯2000年8月22日引其父生前所述,称其“并非具体人,而是‘或人某事’(someone,something)之意”,当能无懈可击。


以上仅就一检即得的佚文加以申诉,而黄兄托付的与周作人相关的文章尚无下落。估量作者用了笔名。


笔名问题乃是绵亘于近现代文学研究范畴的几大鸿沟之一。小思密斯也曾伤透脑子脑壳:“这时候或者因为政治关系,也或者因为一小我写好多文章,不轻易用统一个名字揭橥,所以一版之内的分歧名字,或者是出自统一小我之手。有些甚至连作者本身也忘怀了……”而无法辨识笔名背后的真人,便意味着与研究对象“隔”了一层,所论不免疏阔。


抗战初期,金克木“避祸”到香港。一日,翻译家曹未风路过香港去英国,在船上给金“一张手刺介绍去见萨空了”,遂顺利地“在香港《立报》萨空了手下当国际新闻编纂”(《何容传授》)。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总编纂和总司理均由萨空了担当。金克木负责的“国际新闻”,位于第四版上半版;二版下半版是副刊“言林”,主编茅盾,即金氏文中那位未加冕的文坛“牛耳”。(关于“牛耳”,《金克木集》注释云:“‘牛耳’是‘左翼作家联牛耳席’的简化。主席三人:鲁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说的是茅盾。”)


连系金氏文中“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以及他能易如反掌从“排字房找出原稿”,显然骂他的文章,揭橥阵地便在香港《立报·言林》。


金氏文章在哪里呢?先从香港《立报》找起,发现如下三篇文章谈及周作人:


周为:《由周作人想起》,《立报·言林》1938年5月16日


葛师良:《谈周作人及幽闲冲淡》,《立报·言林》1938年5月24日


风沙:《哀周作人》,《立报·言林》1939年1月7日


读后感受都不像。很快,在1938年8月11日《星岛日报·星座》找到一篇署名“燕石”的文章《周作人的思惟》,除了问题与金克木的回忆毫无二致,文中“我只要趁此时机,把三年(前)指摘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风气的论文中所没有说的意思,补说出来”的话,也与金氏的经典长文《为载道辩》有所呼应。


继而发现同月16日《立报·言林》,有署名“黄绳”的《“还不敷汉奸思惟么?”》,将矛头直指燕石文章,且语气之严峻,几令人胆寒。如称:“周作人自从当了汉奸,不知受了几多笔枪墨炮,比来已有人对他撰了悼词,算他死去。如今那位作者再来那么一篇(指《周作人的思惟》——引者),不免有点憎恶”;又引了大段原文,死扣字眼,认定燕石与鲁迅有宿怨,其“指摘原是针对着鲁迅师长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


燕石不甘示弱,在21日《星岛日报·星座》揭橥《宿怨?》予以声明与辩白,声辩之余,重申“我的三年前指摘周作人的‘大文’,就登在周作人的同事及学生办的刊物上”。按《为载道辩》原载1935年12月5日天津《益世报·念书周刊》,此周刊由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邓广铭、傅乐焕和张公量编纂,并邀胡适、傅斯年等为编委,由北大藏书楼馆长毛子水任主编。


由此可见,周作人投敌的话题的确敏感,金克木于是用了笔名,却依然惹人饮茶曲解,备受指摘,也导致多年来无人觅其影踪。至于黄绳,原名黄承燊(1914-1998),生于广州,为香港知名的左派文艺家。


既判明燕石确为金氏笔名,循此共发现如下四篇佚文:


《周作人的思惟》,《星岛日报·星座》第11期,1938年8月11日


《忠奸之别》,《星岛日报·星座》第15期,1938年8月15日


《宿怨?》,《星岛日报·星座》第21期,1938年8月21日


《归鸿》,《星岛日报·星座》第382期,1939年8月25日


个中《归鸿》是一篇记事散文,抒发身在南方的游子却心系北国之情,文中念及冬日里与一位极熟的同伙“一同到山西老板的小酒店里去,在酒缸充的桌子上吃花生米,喝酒,一面各自翻阅新买到手的旧书”。此情此景铭刻在金克木的心里深处,尤其“酒缸”小店,也频现于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


1938年8月1日创刊的《星岛日报·星座》,由金克木的老友戴望舒开办并主持编务,时代甘吃力,见于十年今后戴氏所撰《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1938年5月,他“刚从变作了孤岛的上海来到香港不久”,原规划去大后方“介入文艺界抗敌工作”,“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香港勾留下来。即由《大风》社主编陆丹林介绍,与实业家胡文虎年仅十九岁的三令郎胡好了解,开办《星岛日报》的新文艺副刊“星座”。其命名取义于“如一系列光耀的明星,在南天上晖映着”。“稿子方面一点也没有难题,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遁迹在香港的作家们,也络续地给供稿件”,“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而在多年后以小说笔法撰写的回忆文章《保险同伙》中,金克木在港探访女友Z,她的暂时居所,就在西环半山腰学士台戴望舒匹俦楼下。


《星岛日报》因其出资者为商界人士的关系,故其立场与谈吐远不如香港《立报》的激进。但金氏的文章照样受到其时的新闻搜检轨制的约束而时常被删削。对此类现象,戴望舒埋怨道:“似乎《星座》是其时搜检的独一的方针。在其时,报纸上是禁绝用‘敌’字的,‘日寇’更不消说了。在《星座》上,我虽则竭力避免,但总不克躲过搜检官的笔削。……这种麻烦,一向维持到我编《星座》的最后一天。”


而《星岛日报·文艺》则是范泉在上海以航空邮件寄件的体式所编,为周刊,始于1947年12月1日,编至1949年2月14日第六十期,因“上海临近解放,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航班停飞,稿件无法寄递”而止(范泉《文海硝烟》)。金克木的名字显现在编者撰写的“文艺广播”里:“诗人金克木,已来上海,且已从上海出发,前去北平。下学期将在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执教。”(1948年8月23日《星岛日报·文艺》第三十九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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